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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近年来，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，平台经济不断壮大，在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，也出现了诸如用户隐私保护、数据安全、垄断扩张等问题。对此，国家相继出台多项政策对平台经济进行规范和治理，推动平台经济和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。

　　近日，围绕“如何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，平台经济治理有哪些新趋势？”，百度APP财经联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圆桌论坛，邀请多位学者展开讨论。

　　数字经济作为继农业经济、工业经济之后新的经济形态，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，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，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、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，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。各类平台是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础，平台经济则是数字经济的重要模式之一。

　　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，我国坚定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、支持平台企业健康发展的方向非常明确。随着数字经济不断发展，数据信息密度大幅增加并得到优化，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电商平台直接建立联系，优化了实体经济的发展。

　　刘世锦认为，当前我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期，必须利用好这一机遇期，坚持“用”字当头，把“用”摆在前面，平衡并处理好产权保护、安全和利用之间的关系。

　　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企业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、数字经济产业创新研究院院长姚建明认为，经过多年发展，我国以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互联网应用为代表的新技术、新产业已经处于国际发展的第一阵营，虽然数字经济发展面临一些新挑战，但这些都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，只有在发展中才能解决，要牢牢抓住数字经济的发展机遇，打造我国数字经济新优势。

　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、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介绍，我国的平台经济模式位于国际经济技术变迁的前沿，从历史上看这还是第一次。当前，我国经济正走向以创新为主的高质量发展阶段，联系到这一重要背景更容易看到，平台经济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和优势。在依法规范和进行治理的同时，一定要促进和维护平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。

　　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情况下，平台经济能够成为新的增长动力，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。刘世锦介绍，一方面，创新大多集中在数字经济领域；另一方面，数字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就业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，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达2亿，其中相当一部分分布在数字经济领域。此外，数字经济具有很强的普惠性，对于缩小城乡差距、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。数字经济不仅是短期稳增长的需要，也能够提供可持续增长的长期动力。

　　数字经济是由数字技术作为支撑的经济活动，数字技术主要分为三大类，即数据技术、网络技术和计算技术。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内容，引领着数字经济模式和场景创新。黄益平介绍，平台经济对经济活动的贡献可以概括为“三升三降”。“三升”即扩大规模、提升效率、改善用户体验；“三降”即降低成本、控制风险、减少接触。当然也要看到，平台经济带来了一些新问题，如规模做大之后容易导致“赢者通吃、一家独大”甚至垄断局面。

　　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尚希认为，数字平台是数字经济的微观基础，平台企业是数字经济的神经中枢。正如没有工厂就谈不上工业经济，没有数字平台、数字企业就谈不上数字经济。与工业经济技术的迭代升级相比，数字经济中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速度更快，一步赶不上就步步赶不上。所以，要给数字平台、数字经济留出合理的创新空间。

　　关于如何平衡数字经济的安全和发展，刘尚希认为，要把发展摆在首位，通过发展来解决安全问题。目前，涉及数字经济的监管部门较多，尽管实现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是各部门共同的出发点，但由于政出多门，容易产生合成谬误，“无意之中”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形成阻碍。因此，解决合成谬误是数字经济治理中关键问题之一。

　　“政府对数字平台应该体现宏观审慎监管，而不是微观行为监管，否则平台内在的创新动力会受到影响。”刘尚希指出，要从宏观上对资本、平台、算法、数据采集进行监管，通过建立负面清单管理设置“红绿灯”，通过规则引导平台经济发展，推动其形成自我及行业自律并不断强化。

　　黄益平认为，要解决合成谬误问题，可考虑建立综合协调机构，协调各个部门的监管行为；要把经济监管和反垄断执法合理分离，经济监管应当是日常性的，其目的是为了让市场保持良好运行，反垄断需要的时间长，力度大，应主要通过执法进行。

　　此外，发展数字经济还要做好数据确权和产权保护工作。刘世锦认为，要关注个人隐私和国家数据安全，坚持问题导向，列出负面清单，守住数据产权保护和数据安全的底线。在此基础上，放开放活各类数据流通渠道，并做好监管工作。同时，树立全球眼光，积极参与到全球数字治理的进程中，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并与国际接轨的新管理模式。

　　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，可以有效提升社会经济发展水平。特别是在疫情防控背景下，要提振经济，做大做强数字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　　对此，刘世锦建议，首先，要稳预期，出台宏观政策和行业政策支持数字经济发展，提升市场信心。其次，发展数字经济要特别保护企业家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，企业家要有整合土地、劳动力、资金、数据等要素的能力，敢于承担风险；地方政府要有创新精神，努力创造适合发展数字经济的环境。再其次，加强源头创新，突破“卡脖子”技术。最后，要将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相结合，把大方向指明白、底线划清楚，在此基础上设置“红绿灯”，调动基层、企业、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，让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真正落到实处。

　　黄益平建议，在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，反垄断是必要的。同时，始终注重建立并维持竞争的环境，降低准入门槛，并鼓励平台参与国际竞争，在竞争中实现创新。

　　刘尚希认为，数字经济的发展是不断创新的过程，而资本在研发创新过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，创新与资本无法分开。因此，要规范资本，为资本设置“红绿灯”，并把这一理念落实到法治层面，依法推进资本与平台创新的有机融合。同时，实现创新要走群众路线，只有相信群众、依靠群众、组织群众，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去配置资源、进行创新，经济才能持续保持活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