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我是中央情报局的中东北非分析员。我愿意为贵国提供高度机密的情报，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。」

  2001 年 8 月 19 日星期六的早晨，位于长岛（Long Island）的法明代尔中学（Farmingdale High）的教室和走廊上空无一人。一辆面包车停在学校的停车场，司机是一个 30 多岁的高个子男人。他熄了引擎，下车走进夏日的暖阳之下，扫视着这所学校。二十年前他从这里毕业。

  他对母校的怀念总是苦涩的。在这里，他遭受了数不尽的屈辱：同学们嘲笑他的愚笨，老师们也看不起他。如果师生还记得他的话，他们会回想起那个有阅读障碍症、拼写很糟糕的男孩。他那健壮如熊的身材也许能保护他免遭肉体上的欺侮，但严重的阅读障碍和社交障碍加在一起，让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傻瓜。

  他在美国情报部门的职业生涯很成功，能够接触到这一个国家最隐蔽的机密。然而这一形象却始终伴随着他。在他的一生中，他总是被家人、同学和同事低估。这是他从小就必须默默承受的诅咒。

  但对他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来说，这是一种幸运。他的同事和上级，谁都没想到，他竟然能够策划一个复杂的间谍计划。

  他从停车场走到学校操场的边上。手球场旁的带刺铁丝网有一个洞，他从这个洞里挤了进去，走进了一片树林。这片树林隔开了附近的高速公路和学校。他走了几码路，在一棵树旁停了下来，在地上挖了一个洞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叠好的手机号表，把它埋在那里。他自信地走回了面包车，觉得没人发现他的行踪。

  他已经成功窃取了当时美国间谍史上最大的机密信息。几天后，他计划执行这项周密计划的最后一步——用这些机密换取数百万美元。如果他成功了，他就有足够的钱来偿还兄弟姐妹的抵押贷款，偿还个人债务，并为他的孩子实现财务自由。

  他想，有了财富，尊重就会随之而来。凡是认识他的人都不会再怀疑他的智力，他就不再是童年时那个愚笨的他了。

  2000 年 12 月的一个星期一的早晨，联邦调查局特工史蒂文·卡尔（Steven Carr）匆匆走出华盛顿特区办公室，下了两层楼，去取一个刚从 FBI 纽约办公室寄来的包裹。卡尔今年 38 岁，做事认真、深思熟虑、一丝不苟。

  自 1995 年加入联邦调查局以来，他参与了一系列非常关注的间谍案。但与大多数刚出道的特工一样，卡尔渴望亲自带队进行高风险的调查。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，卡尔有时会在教堂里低头默默祈祷，祈求上帝保佑，让自己负责大案要案。这就是怎么回事当他的上级让他早上去拿包裹时，他的反应如此之快。因为上级说：「不管那是什么案件，都是你的。」

  卡尔跑回到他办公桌前，将包裹里的东西悉数摊开——那是一叠几十页的文件。利比亚驻纽约领事馆的一名秘密线人交给了 FBI 三个信封。而这些信封是由一个不知名的寄件人单独寄给领事馆的。这些文件就是里面的内容。

  卡尔上气不接下气地翻阅着这些文件。根据从纽约发来的指示，他把文件分成三组，分别对应三个信封。这三个信封的封面都一模一样，上面是大写的警告：「这封信包含敏感信息。」下文为其中部分内容：

  这封信是保密的，寄给贵国总统或情报局长。请通过外交邮袋传递此信，不要在办公的地方或家中或通过任何电子方式讨论此信的存在。如果您不遵循这些指示，这封信的存在及其内容可能会被美国情报机构发现和收集。

  第一个信封里是一封四页的信件，其中有 149 行文字，由字母和数字组成。第二个信封里是解码说明书。第三个信封里有两套密码表。其中一套长达六页，列出了几十个单词和它们的编码缩略语。这套系统通常被称为 「简约代码」（brevity codes）。这两套数据结合在一起，则是解密的密钥。

  卡尔把这封信翻了一遍，略读了那些看似胡言乱语的字母数字序列。没有密码表和解码说明书，就没有很好的方法理解它。寄件人为了确认和保证通信安全，分别邮寄这三封邮件，以防止信息被美国情报机构截获。

  卡尔发现，寄件人在每个信封中都有一则文字信息，告知领事馆另外两个信封已寄出，并指示收件人如果其他信封未能送达，可在《》刊登汽车广告。寄件人没有预料到这三个信封都会落入 FBI 的手中。

  纽约的 FBI 已经破译了这封信的内容。卡尔读着破译的文本，脉搏加快了。

  「我是中央情报局的中东北非分析员。我愿意为贵国提供高度机密的情报，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。我有最高机密权限，能接触到美国所有情报机构，包括国家安全局、国防情报局、中央司令部以及较小机构的文件。」

  为了证明这不是夸夸其谈，寄件人在这三个信封里都有一套相同的，共 23 页，有的标明「机密」，有的标明「绝密」。其中大部分是美国间谍卫星拍摄的空中图像，显示了中东和世界别的地方的军事基地。其中一些文件是关于中东地区政权和军队的情报报告。从这些图像和报告上的标记能够准确的看出，这些图像和报告是在从情报界的保密互联网 Intelink 上下载后打印出来的。

  还有一些别的文件，包括 CIA 内部员工传阅的一份月刊通讯，以及卡扎菲的游艇在地中海的航拍照片。这些照片是从一架低空飞行的飞机上拍摄的。但这架飞机并不是美国部署的，而是属于外国情报部门。寄包裹的人是如何获得这些信件的，目前尚不清楚。

  卡尔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事。寄件人无疑是正牌的美国情报界成员，有机会接触到 「绝密」文件，并试图与外国情报部门建立秘密关系。事实上，这个人向敌国提供机密信息，已经犯了间谍罪。卡尔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威胁国家安全的「红色警报」已经在他脑海里响起。

  卡尔把这些文件整齐地放进活页夹，然后走进了他的上司莉迪亚·杰霍雷克（Lydia Jechorek）的办公室。「莉迪亚」，他说着，把活页夹滑过她的桌子，「你得看看这个。」

  50 岁出头的杰霍雷克是一名反间谍老手。她边翻阅着这些资料，卡尔边向她解释了纽约 FBI 为什么把这些文件速递到华盛顿。在纽约特工破译的编码信件中，他们发现了寄件人想用电子邮件进一步沟通。在得到美国司法部长、美国最高执法官员的特别许可后，特工们要求电子邮件服务商让他们进入这个账户：。

  他们发现，该账户是在四个月前，即 8 月 3 日，在马里兰州乔治王子郡（Prince George’s County, Maryland）的一个公共图书馆的互联网创建的。在账户注册时，该用户自称 「史蒂文·雅各布斯」（Steven Jacobs），住址是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（Alexandria, Virginia）。这个账号在华盛顿特区的公共图书馆被访问了 6 次。除了此人发给自己的测试信息外，该账户中无另外的邮件。此外，他还收到了反欺诈调查署（Fraud Bureau)）对他发去的一封回复——他曾咨询过一家销售假身份证的网上公司。

  「我们该怎么去办？」 杰霍雷克问道。联邦调查局一定要尽快找到这个人。但也许一切已经太迟了。

  卡尔告诉了杰霍雷克一系列关于寄件人身份的线索。这些线索是他从截获的文件中收集到的。发送者使用的简约代码系统，以及他对操作安全的考虑，都指向了一个具有军事背景的人。他拥有「绝密」级别的安全许可，这使得嫌疑范围从美国情报界拥有「机密」安全许可的数十万人缩小到拥有更高安全许可的数万人身上。他还能接触到 Intelink。而且，他很可能已经结婚了，有了孩子。这从信中的一行能够准确的看出，他说：「如果我犯了间谍罪，我将把自己和家人置于极大的危险之中。」

  还有一件事：这个人的拼写很糟糕。卡尔扫视了六页简洁的密码，发现了一个又一个拼错的单词。

  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这个人花了很大的力气来完成加密工作，即「操作安全」（operation security），但却连基本的拼写检查都没能做到。

  不过，目前卡尔关注的是另一条线索：寄件人登录该电子邮箱的公共图书馆。他在华盛顿特区都市区的大地图上用别针标记了这些地点。这些别针都集中在马里兰州的鲍伊（Bowie）和克罗夫顿镇（Crofton）附近。而最接近的情报机构是国家安全局。

  · 美国国家安全局（National Security Agency）是美国政府机构中最大的情报部门，专门负责收集和分析外国及本国通讯资料，隶属于美国国防部。 Wikipedia

  美国国家安全局位于马里兰州米德堡（Fort Meade），拥有数千名军方员工，其中许多人具有密码学背景，许多人的家在鲍伊和克罗夫顿镇。卡尔预感到，尽管内奸自称是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员，但他很可能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局内部。这句话，以及他发送材料中的 CIA 通讯，可能仅仅是障眼法。

  杰霍雷克拨通了国家安全局反间谍部门负责人罗伯特·麦卡斯林（Robert McCaslin）的电话。

  在 1999 年年初的几个月里，也就是布赖恩·里根（Brian Patrick Regan）在负责管理美国间谍卫星的国家侦察局（NRO）工作四年之后，他的脑海中慢慢的出现了从事间谍活动的想法。里根在一个办公室工作，该办公室帮助战场上的军事单位获取和使用从太空侦察收集的情报。

  他在工作中感到很丢脸，经济情况越来越差，婚姻也每况愈下。从他得到的综合评价来看，他清楚自己短期内不会有升迁的可能。空军想把他调到欧洲去，但里根不愿意，因为这对给他的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。当空军拒绝了他推迟海外调动的请求时，他不得不在接受调职和一年后退役之间做出选择。一年后，也就是 2000 年 8 月 31 日，37 岁的他将结束 20 年的服役。无奈之下，他选择了后者。

  随着退休时间的临近，里根对未来的焦虑变成了越来越强烈的恐慌。由于他在国家侦察局的工作范围非常狭窄，他不确定自己能否在退役后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。与他相反，他的同事们都觉得找工作相当轻松。攥紧了手中的稻草，里根看到了摆脱这种不安全感的办法：他要利用国家机密赚钱。

  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渐渐明白，要想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有时就必须打破规则。他曾偷了邻居家的陶瓷工具，也曾在军事入学考试中作弊。但他没有受到过惩罚。他觉得，别被抓到才是最重要的。只要他能逍遥法外，间谍活动就是解决他的烦恼的正当途径。

  这一切似乎唾手可得的。里根的工作之一就是帮助维护他的部门在 Intelink 上的网页。他知道，在该网络数以千计的页面和数据库中，有一系列美国花费数十亿美元获取的秘密。在里根看来，Intelink 是一扇通往地下室的门，里面塞满了等待出售给敌国的珍宝。

  里根开始探索 Intelink，浏览远远超出他职责范围的内容。在这个秋冬，他浏览了各种精选图片和情报报告：一份利比亚将军的简介，美国摧毁深埋地下军事基地的能力，敌国的生物战手册。渐渐地，他花在这上面的时间变得更长，他也更频繁地去查看这些内容。

  在探索之余，里根也在学习间谍活动的相关知识。他在Intelink上搜索分析员的报告，了解在美国历史上，间谍是如何窃取机密并将其转移到其他政府的，以及他们是如何被发现和调查的。他甚至从国家情报局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参加了一个反间谍课程，听前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特工介绍反间谍案例研究。

  里根希望避免从前那些叛国者所犯过的错误。他对自己说，只要有足够的远见和计划，他就能完美地布置阴谋。所有那些曾经怀疑过他智商的同事和同学都不知道，他将把自己变成终极间谍。

  1999 年秋，里根开始使用办公室打印机打印他从 Intelink 收集而来的数百页机密信息。当他开始整理这些文件时，里根仔细考虑了下一步计划。大多数叛国的美国间谍，都是受外国政府的委托，去窃取和传递情报。但里根是单干的。他与其他几个国家的情报人员没有一点关系。他要想办法联系外国情报部门，推销他所收集的情报。

  他的目标会是哪些国家呢？他把目光转向了中东和北非，这是他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都在关注的地区。在冷战结束后的十年里，该地区已成为美国军事策划者日益关注的重点。苏联解体后，美国再也没一个需要担心的超级大国做对手。相反，它必须应对来自中国日渐增长的军事挑战，以及一群规模较小的对手。其中许多是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：伊拉克、利比亚、伊朗和苏丹。里根认为，这些国家都愿意为这些秘密买单，以此帮他们在军事上对抗美国。

  对此，里根在 Intelink 进行搜索。他搜集有关中国的图片和报道；他将「伊朗最高机密」输入搜索引擎，筛选搜索出来的结果；他又撒下一张大网，搜索「利比亚最高机密」，他不止一次写错了「利比亚」；他寻找对伊拉克政权有价值的材料。里根不仅收集信息，帮助他相中的国家，包括利比亚、伊拉克和伊朗对抗美国，他还下载了他所能找到的有关它们邻国（如以色列）军事能力的所有情报。他想他的目标国家也会对这些情报感兴趣。

  里根不能简单地把这么多的打印资料堆放在办公桌上。他把它们储存在一个独立的柜子里。这个柜子位于他和旁边同事办公室之间邻。每隔一段时间，他就会打开柜子，放上一捆新文件，然后再锁起来。没有人问他任何问题。

  事实证明，这个存放方式比他想象得更安全。有一次，里根出差，国家侦察局的大楼管理人员经过他的办公室，想要收走闲置的家具。谁也没说要这个柜子，于是管理人员就把柜子收走了。后来，当他们发现柜子上了锁，就用电钻开锁。在里面，他们发现了上百份文件。

  里根回来后，其中一个人给他打了个电话，问这些文件是不是他的。他说是，在惊慌失措之下努力保持镇静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工作人员把文件包好，全部寄回给了他。里根松了一口气，把打印出来的文件塞进了头顶上的一个柜子里。这个柜子给人的感觉更安全，即使只是因为它紧贴在墙上。

  2000 年 3 月的一天，里根从他的收藏里拿出一叠文件，放到他的健身包里，用他汗津津的运动服盖住。下午 5 点左右，他关掉电脑，拿起包，走出自己的办公室，朝大楼出口走去。

  里根的心怦怦直跳，但他在接近十字转门时走得不慌不忙。他看了看那些在前台转来转去的保安。当人们在回家的路上从大楼里涌出来时，他们彼此闲聊着。里根知道卫兵有权阻止任何人，以进行搜查。不管可能性有多小，他们中的一个人都可能会想看看自己的健身包，翻开衣服，发现里面藏着的。

  但保安们过去曾数百次看到他拿着这个健身包进出大楼。他们没理由怀疑他，于是他顺利地从大门溜走了。当他走向他的车时，他不再紧张。里根想到的是，把文件偷带出去也太容易了。他只是人群中普普通通的一员，一个被噪声淹没的声音。就这样，他逃脱了。

  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，里根通过健身房包从办公室里陆续取走了几百页的文件，把他的藏品一点一点地转移到了他在鲍伊镇的地下室。这些年来，他收集的东西，漫画书、棒球卡、动作人物等，没有一件是能让他发财的。现在，他终于收集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。

  他的藏品已不再局限于文件。他把国家侦察局电脑上的信息复制到 CD 上，并把训练录像带带回了家。夜深人静，他的妻子安内特（Anette）和孩子们在睡觉，他就会到地下室去复制磁带。

  大约在同一时间，2000 年 4 月，里根开始制定一个计划，推销他偷来的东西。从他调查的间谍案中，他知道他必须与目标国家的情报机构联系。

  里根在 Intelink 上找到了利比报部门负责人的姓名，并着手写与他联系的信件。在介绍自己是中情局的分析员时，他强调了他愿意用机密换取 1300 万。当他写完交易的详细操作说明后，利比亚人需要用一个 1-800 开头的手机号，以便他联系，并通过《》上的一则二手车广告来告知他。这封信长达 13 页。然而，起草这封信只是第一步。为了安全起见，里根决定，他必须用密码来传达这封信。

  在这封信中，里根使用了一种复杂的加密方案。他首先为文本中的不同单词指定了简短代码。例如，使用 「JK」表示单词「signals」（信号）。然后，通过进一步的加密，他把这个编码版本的字母转换成另一串字母和数字。在另一份文件中，里根写下了解密信件的步骤。经过数周的艰苦努力，他找到了一种他觉得万无一失的方法，既能接触到利比亚人，又不会冒险暴露身份。

  那年 7 月，安内特和孩子们去了瑞典，里根在地下室里整理他成堆的。到目前为止，除了 2 万多页资料外，他还有 CD 和录像带。他坐在家里，按目标国家对信息进行分类，把打印出来的文件、CD 和磁带打包，准备寄给利比亚和伊拉克——他最看好这两个国家。他把大约 5000 页的文件分成另一堆。里根认为这些是他窃取的所有秘密中最敏感的。

  他把这些文件、CD 和录像带装在特百惠盒子里。这里面的信息也是同样非常敏感。他把这些盒子，以及其他装不下的东西，统统装进了垃圾袋里，打包妥当。

  7 月的一个雨天，里根开车去巴尔的摩（Baltimore）附近的帕塔普斯科山谷州立公园（Patapsco Valley State Park）。这离他家大约 30 英里。公园里的树林郁郁葱葱，远足小径被雨水打湿了。里根背着背包从车里出来，走进了森林。

  跋涉到森林深处后，里根停下了脚步，看了看四周。这里荒无人烟。他从背包里拿出一把铁锹，开始在地上挖洞。天气闷热潮湿，当挖到一尺半的时候，他的额头上已经布满了汗珠。他把其中一个包裹丢进洞里，用土盖住了洞口。

  然后，他走到几英尺外的一棵树旁，给这棵树打上钉子。紧接着，他把手伸进背包，拿出了一个从公司带回家的 GPS 记录仪。他在训练演习中曾数百次使用该设备来记录部署的防空系统的位置。他盯着记录仪的屏幕，读出了自己所站位置的坐标，就在他刚才用钉子标记的那棵树旁边，然后写下了这里的坐标。

  里根又去了两次公园，把他认为高度敏感的 7 个包裹都埋了起来，每次都记录下它们的坐标。

  2001 年 5 月 23 日中午，里根把脚使劲踩在油门上，驶出了他新公司的停车场。2000 年 8 月，他从空军退役，几个月后加入了国防承包公司 TRW，在弗吉尼亚州尚蒂伊市（Chantilly, Virginia）的办公室工作。TRW 计划将他调回国家侦察局，以合同工的身份，做他以前做过的工作。但现在，他正在等着重新获得安全许可，无所事事，因为这样变得疑神疑鬼。

  自从去年 11 月他给利比亚人寄出了秘密邮件后，他一直担惊受怕，害怕被人发现。他总担心被人监视。最近，他习惯了坐上地铁，然后在车门关闭前的最后一刻跳下车，看是否有人从列车上走出来跟踪他。

  这天早上，他刚上班不久，就从 TRW 开出车来，飞快地穿过尚蒂伊的街道，注视着后视镜。当他接近 66 号州际公路的出口时，他从左车道立马向右急转，开上了西侧的匝道。他想，如果有车跟着他，就会像他一样突然换车道，从而暴露。他狂奔了 10 英里才下了高速，开向马纳萨斯国家战场公园（Manassas National Battlefield Park）。

  进入公园后，他开上了一条单行土路。当走到半路时，他停下车，关掉了引擎。他环视四周。没有汽车从后面开过来。这让他感到放心。他在那里坐了 20 分钟，观察有没有人监视他。然而一个也没看到。

  只有一辆稀疏平常的旧皮卡驶过。里根下了自己的车，走了几码路进入路边的林地，在地上放了几本《疯狂》杂志（Mad magazine）。然后他上了车，开回公司，继续工作。沿途他停下来吃了个午饭。

  那天晚些时候，他开车回公园取回了杂志。杂志就在他离开的地方。他确信没有人盯上他。

  2001 年 4 月下旬，FBI 开始对布莱恩·里根进行为期 6 个月的间谍调查。最终卡尔和他的同事将截获包裹中的 Intelink 文件和里根在国家侦察局的电脑联系起来。当特工们发现里根的拼写常常出错时，他们更加确信里根就是他们要找的人。监视专家小组一直监视着里根往返于 TRW 在 Chantilly 的办公室之间的通勤情况。

  如果说卡尔对里根是间谍还有什么疑虑的线 日，当监视小组观察到里根像个疯子一样从 TRW 开车到马纳萨斯战场国家公园时，这些疑虑统统随风飘散了。里根没注意到有车跟着他，但这并不代表没有。当里根把车停在土路上时，卡尔正在和一个外号叫斯米蒂（Smitty）的监控专家打电话。这个专家正在远处监视着里根。

  斯米蒂跟卡尔讲了里根是怎么开车的，以及他居然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停下了车。

  斯米蒂回答：「有。」监视小组开了一辆皮卡经过里根的车。斯米蒂给卡尔回了电话。

  这些监视结果在法庭上没有一点价值。里根只是落下了几本杂志在公园里，过会再去拿。这并不犯法。但他的异常行为表明，他在观察，看自己是不是被人盯上了。在卡尔眼里，这是毋庸置疑的罪证。

  2001 年 8 月 23 日，在里根回到国家侦察局的几个星期后，他像往常一样开车上班，并迅速登上 Intelink 看了 20 分钟。他一边查看中国导弹场址的坐标，一边记下笔记。下线后，他在一个小本子上潦草地写下了更多的笔记。他完全不知道 FBI 特工正在通过摄像头监视着他。

  这是里根在一周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。他告诉上司，他要和妻子孩子一起开车去奥兰多。下午 4 点左右，里根驱车前往华盛顿杜勒斯机场（Washington Dulles airport），搭乘飞往苏黎世的航班。他计划在那里与伊拉克和利比亚大使馆官员会面，并提出监视美国的计划。过了安检后，他坐上了拥挤的机场接驳车前往登机口。

  当车门即将关闭时，卡尔和一个同事走了进去，穿过拥挤的人群。「不好意思，让一让，不好意。」卡尔一边说，一边向前走去。终于，两位特工站到了里根面前。卡尔举起了他的证件，说：「里根先生，我是 FBI 。我们有几个问题要问你。你介意跟我们大家一起走吗？」

  里根盯着卡尔，一脸茫然。卡尔觉得他看起来像一只泰迪熊。「当然」，里根回答，拿起他的行李袋。特工们把他带出车，来到大厅。他们抓住里根的手肘，把他押进一个房间审问，最终给他戴上手铐。

  在搜查里根时，官员们在他的右鞋的内底和外底之间发现了一张纸，上面写着伊拉克和中国驻欧洲大使馆的地址。他们在他身上和他的行李中发现的其他更莫名其妙的东西。里根的裤兜里装着一个螺旋垫，上面有一页纸，上面写着毫无意义的 13 个字，如三轮车、火箭和手套等；他还在一张索引卡上潦草地写着 26 个乱七八糟的单词；钱包里有一张纸，上面有一串字母和数字，上面写着「5-6-N-V-O-A-I…」；行李袋里装着一个文件夹，里面有四张纸，上面有三位数的手写数字。

  里根什么也不肯承认，他并不打算告诉调查人员这些字的意思。但卡尔知道，这些肯定是破解里根阴谋的线索。尽管调查员们已经成功找到并捉拿里根，他们理应为之感到高兴，然而他们了解，离破案还有非常长的一段路要走。但他们没料到的是，里根被捕后，这场猫鼠游戏仍将继续。他们还需要两年时间才能彻底揭开他的阴谋，将其绳之以法。